段永朝｜“未来30年”之我见（3）

刚才朱嘉明老师提了几个担忧的问题，我想回应一下。我觉得有两点意见：第一，朱老师对这种“自以为是的状态”表示担心，我高度同意［朱老师认为今天的互联网语境，充斥着太多的“自以为是”的叙事］。互联网的确给人一种“横扫一切”的狂妄或者气势。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只是表象，这只是宣传口径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“丑态”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或者疑问，关心东西方到底最后谁干倒谁？

这种担心我认为是多余的，不需要担心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放在历史长河里来讲的话，对中国人也好，对发达国家也好，大家其实都在“补”一手牌。补什么呢？我觉得东西方，不管是有神论文化还是无神论文化，他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商业、政治层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没有解决好，什么共同课题呢？打个比方说，叫做“老人的退出问题”，“老人”，并非指“老年人”，这是一个隐喻。老年人，就是有威权者，有“神功”者，有“知识霸权”者等等，老人的“退出问题”是东西方文明共有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，它的基本表征就是“财富和权利／权力的继承／传承问题”。互联网将来要“解决”这个问题。

当然，“解决”这个词语并不准确。很多问题其实不是被“干掉（即解决掉）”的，而是被“废掉”的。所以说，互联网“解决”这个问题，就要通过降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来实现的（其实是降低人的重要性来完成的）。

过去人类历史上西方都是主体、个体、本体，东方是人为中道，人恪守中道，不管怎么样，借物理的话来讲就是强调原子，强调个体微粒。但是互联网强调的是关系的重要性，说白了就是关系、连接的重要性，大大超过个体的重要性，这对东西方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不是说中国崛起干倒西方，这是一个陈词滥调，谁崛起干倒谁，这都是旧史观下的陈词滥调。

    我相信一定是对话，所以我讲新的世界史是对话的世界史，真正文明史上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从容不迫地展开过，包括阿拉伯文化跟基督文化的对话、儒道释文化跟其他文化的对话等等。以往我们经历的都是“打架”的历史，真正的文明对话尚未展开。所以，在这种意义下，我觉得未来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共同考验，不是考验谁比谁强，不是比拼最后尘埃落定之后谁占上风、谁占下风。

    我是这么判断的，对东西方人，有思想的人都应该把这个问题往后放。这不是最迫切的，这是个零和博弈，如果说哪一个文明战胜哪一个文明，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典型的“穿新鞋走老路”。当然在现实层面这个问题要不要担心呢？那当然要关心，所以我说您的问题肯定是对的，但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。我们把这个担心告诉未来的孩子们，他们可能就不这么想了。我们要想像他们为什么不这么想，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什么？

    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：人格分化。未来的孩子们所遭遇的局面，远比我们今天的局面艰难得多（当然是站在我们的视角说的）。我们今天只不过是一个人有八个账号，他们将面临八种身份、八重人格，甚至八个独立的主体。一个人如果有八重人格会怎么样？如果我的孩子他将来有两重人格是欧罗巴情结，还有三重人格是非洲土著情结，还有五重人格是属于他的本土情结～～（朱老师插话：我本人现在就这样。）

如果这样的话，显然我们过去照本宣科的东西（那些旧的知识谱系）统统救不了他们。在这种情景下，我觉得从工具层面上，我们不能再强调“谁胜过谁”这种语境了，我们不能再渲染谁战胜谁，胜王败寇的这种腔调，这种腔调对孩子们是毒素，不能帮他们，不能帮他们hold住八重人格、八条命，Hold住精神分裂。这个恐惧是前人很少有的，今天互联网让它成为一个重大问题［推荐参看荷兰鹿特丹Erasmus学院Jos de Mul的另外一本书《赛博空间的奥德赛》；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中的一个标题“精神分裂症的春条到了？”；不过Mul教授用的是"?"号，今年1月8号在北大参加师曾志教授组织的“跨语际生命传播思想峰会”上，与Mul教授谈，我认为这个"?"号应该是“！”号。“精神分裂症的春天‘必须’到来！”］

第二个问题，您说互联网对那些工业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价值很小，或者互联网本身也就是提供一下信息。这个听上去有些无奈。的确，互联网的话语方式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不熟悉，甚至难以理解和接受的。但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。

我觉得这里要理解一下“信息”到底是什么？

按照信息论创始人香农的定义，信息就是借助一定的编码方式，所能榨取出来的有用内容的限度的度量。这个话说的拗口，重说一遍：香农认为，人们交流、通信、传递意思，统统都借助编码，编码有一个最低限度，也就是花费最小的符号序列，所能传递的最多的“意思含量”，这个就被称作“信息”。

香农的定义对建立通讯理论非常有用，是奠基性的。它给出了一个关于呈现有用内容的编码能力的度量，所以被广泛用于信号处理、数据传输与压缩、编码与密码学、参数估计等。但是，需要注意的是，香农的信息论，对“信息到底是什么”并未发表任何意见。他只是指出了“如果有用的内容，与无用的内容搅合在一起的话，得花多大力气把有用的内容，榨取出来”。也就是说，香农信息论基本上解决的是一个工程问题，他解决的是如果我们要彼此通信，那么所需要的最窄的信道是多少？在我们彼此通信的过程中，我们相互传递的“信息”里，不可避免的“信息损耗、流失”是按照何种规律发生的？香农的理论，对建立我们关于“如何展开一次有意义的通信”非常重要，所以香农理论基本上聚焦在“编码长度”、“数据量”、“信道带宽”这样一些工程指标上，而不是“信息的内容是什么”。也就是说，香农信息论是关于“管道”的，而不是关于“管道中的流体的”。

所以我觉得，关于描绘香农信息框架、编码解码结构里的那些个“肉”、“流质”的“信息论”尚不存在，香农的信息论是关于封装信息的那个“壳儿”的信息论，是关于“信息物理加工、传输、存储”的信息论。这个信息论对信息有一个基本的假设，那就是“信息是与噪音相区别而存在的”，关键是——香农假设“人们事先知道这一点”。

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完全站不住脚。

系统科学家Checkland ，Boland，Sholes和Mingers等，在1980-1990年代提出这样一个公式：信息（Information） = 数据（Data）+ 意义（Meaning）。Boland是这么说的：“信息系统是数据在意识中转化为信息的过程；这一过程是通过对话发生的，是在语言、推理的共同作用下，经由社交环境有组织地发生的。”[Boland, 1985；相关文献非常多，这里仅列举一篇：Sebastian K. Boell，Dubravka Cecez-Kecmanovic在第36届世国际信息系统会议的论文，“What is ‘Information’ Beyond a Definition?”，网址：http://skb.unifind.de/publications/2015-ICIS-Boell,Cecez-Kecmanovic-What_is_Information_beyond_a_definition.pdf］

我们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把信息和数据两个词混着用，好像信息就是数据，数据就是信息，这是个很大的误解。数据是死的，信息是活的，这个大家都能理解。但活在哪里？就活在这里。信息凝结着意义。信息对人的价值在于意义，而不是数据。

但是，对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的理解，是区分香农的旧信息论和未来新信息论的分水岭。香农的信息论假设信息就在那儿(over there)，信息是可以像罐装啤酒那样，预制罐装的。也就是我常说的，“先生产～～后消费～～”。这是浓厚的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。假设信息可以剥离出来，可以提炼出来，然后人们就像打牌一样，把信息传递来传递去。

这“几乎”是对的。我说几乎，是指在“物理层面”，这是对的。

但我觉得理解互联网不能停留在这一步。信息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信息是“边生产～～边消费～～”的。信息是对话者对话的刹那，被双方共同生产出来的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就会非常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互联网创业者喜欢谈场景、喜欢谈交互体验了。场景、体验、交互，是有理论依据的，但这个依据不能仰仗香农的信息论（虽然它在那个语境下当然是对的）。

几年前大数据热的时候，上海大学数学教授史定华多次与我聊大数据，提出“到底什么是大数据”的问题。史定华老师曾做过多年基因图谱分析，用他的话说，“血液才是真正的大数据”［参考史老师“血谱”研究成果：http://www.sscqw.net/a/zupu/xuepu/2014/0925/656.html）。

受史老师的启发，我觉得理解大数据的关键在“死活”。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数据爆炸、认知过载的时代，让很多人觉得我们被信息湮没了。其实湮没了是假，是因为Meaning找不到了。现在太多的数据是“死”的，只是“数据尸体”。真正的大数据所激发的是意义共生的场景。所以信息的重要价值，在于对意义（Meaning）的命名、解释、交互。信息问题，重要的一面在于意义问题。

顺便说，过去几年里，我在北大、北师大、人大的新闻学院讲课或者讲座的时候，常讲这样一个观点：互联网将带来公共空间复活的挑战。传统媒体已经被“颠覆”到了谷底，但意义生产问题并未解决。这才是新媒体存在的理由：新媒体将塑造全新的意义生产方式，我把它叫做“传受合一”，这个已经发表过一些文章了，在此略过（参看2014年9月4日拙文“传受合一：新媒体的思想基石”）。

［注：还有一些内容，继续整理中。另外，朱老师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我尚未听懂。回头我再请教朱老师吧。关于这次对话的前后因缘，请阅读君参看第（1）部分的按语，谢谢！］